这不是夏虫不可语冰的时间限制，也不是井蛙不可语海的空间阻隔，而是人性，是智慧。
一、没有利益的空言，说服不了人韩王为了耗费秦国国力，让秦国无力东出伐韩，自作聪明地派遣水工郑国去秦国当间谍，游说秦国修建工程浩大的水渠。秦国信以为真，命郑国修渠。结果，水渠还没修好，郑国的阴谋就被秦国识破了。然而，秦国不仅没有处决郑国，反而还让他继续主导修渠，最后还用郑国的名字为渠命名，称之为「郑国渠」。由此可见，岂是水工郑国在水利工程之外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雄辩之才，能把秦国忽悠瘸了吗？当然不是。事实上，秦国的决策层都是明白人，不管郑国最初的目的是什么，修渠都是符合秦国实际利益的。果然，水渠建成之后，关中变成千里沃野，再无饥荒之年，秦国因此富强。
甘罗，原秦国相邦甘茂的孙子，年仅十二岁便被嬴政派遣出使赵国，仅凭口舌之利就让赵王割让了五座城池。难道甘罗真有如此才智，可以摇动三寸舌，不费一兵一卒就白白得赵五城吗？若他十二岁就能有如此成就，为何之后史书中再未记载他有其他功绩呢？其实，赵国之所以愿意割让城池，是因为秦国许诺帮助赵国攻打弱小的燕国，让赵国可以不用担心秦国会趁火打劫，放胆出兵攻燕。结果，赵国夺取燕国三十座城池，并将其中的十一座分给了秦国。这是利益促成的共识，而非甘罗口才之功。
苏秦，战国著名的纵横家，曾担任六国合纵的领袖，使得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兵函谷关，其游说能力可见一斑。然而，当初他以连横之策游说秦惠王时，却碰了一鼻子灰。那时，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，正痛恨着这些口舌之士，苏秦就来了。只能说来的也真不是时候。苏秦一连上书十来次，也没能说动秦惠王，最后连活动经费都没有了，只得卷铺盖回家，这才有了后面「头悬梁锥刺股」的故事。这并非是苏秦能力不够，只是未能与秦惠王达成利益的共识罢了。
二、捭阖之术的原则，是寻求共赢何谓捭阖？南朝陶弘景的解释最为经典。他说：「捭就是拨动（引导），阖就是闭藏（闭嘴）。凡与人谈论事情，如果感觉彼此立场一致，就主动引导对方多说话，让对方也能感受到这一点；如果摸不清楚对方的立场，就索性闭口不言，让对方多说话，然后暗中揣摩彼此之间的分歧。」
简而言之，捭阖之术不是带着特定的目的去说服对方，而是尽可能地寻找双方都可以获利的那个点。
就像苏秦，以连横之策游说秦国而没有成功，但以合纵之术游说六国却功成名就，本质上就是这个道理。
商鞅入秦游说秦孝公，和孝公谈了四次才得成功。第一次，他试探性地以五帝之道进行游说，结果讲了半天，孝公听得昏昏欲睡。第二次，他闭口不谈五帝之道，转而改用三王之道继续游说，依然未能打动孝公。第三次，他又改用春秋五霸之道，孝公表现出了些许好感，于是他就知道下一次该怎么说了。等到第四次跟孝公交谈时，商鞅以强国之术游说孝公，孝公大悦，商鞅也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
试想，如果商鞅一开始就坚持以帝王之道游说孝公，甚至认为自己的坚持会打动孝公，而不去揣摹孝公的心思，其结果必然会和苏秦一样，历史上也就没有商鞅变法这回事了。
在汉武帝时期，公孙弘每次上朝议事时，自己都是只开个头，然后让武帝自己做决定，也从来不跟别人面红耳赤地争论。有时候所奏之事不被武帝采纳，也不会再继续为自己辩白。大臣们上朝之前经常商量好要向武帝汇报的事情，等到了武帝面前，其他人一通输出之后，公孙弘但凡发现武帝有不同的意见或想法，便会当场反水，然后顺着武帝的意思来。后来公孙弘官至丞相，封为平津侯，并得善终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要知道武帝一朝，丞相换了十几个，寿终正寝的可不多。公孙弘的能力，肯定不止嘴皮子功夫。
三、最难得的，是居中的智慧有些人自矜其能，总认为自己能言善辩，动辄就要跟人抬一抬、杠一杠。杠赢了就觉得自己才智过人，杠不赢便指责别人顽固不化。这种人浅薄又可笑，遇到这种人，避而远之即可，切莫浪费时间。
另外有一些人，他们是只以对错来评判世界的二元精英主义者。在这些人的心中，自己拥有专业且权威的判断和分析能力，即使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也是如此。上至国家大政方针，下到亲朋好友的鸡零狗碎，都需要他们来指点迷津。他们改变不了环境，也说服不了别人，更释怀不了自己。眼里看到的不是愚就是贪，不是贪就是坏，简直就是「世人皆醉他独醒，世人皆浊他独清」。
这种人其实就是头脑比较简单，处理不了复杂的事情。也很难让他们理解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里，很多事情是需要兼顾多方利益之后，曲折辗转才能做成的。
杜预深得晋武帝司马炎的信任，他不但是武帝的姑父，后来还带兵平定东吴，可谓是要能力有能力，要关系有关系。但自己领兵在外，还要时时贿赂洛阳显贵。有人问他为何如此，他说，「我不求这些人说我的好话，只求他们不要等我在外征战时陷害我就好了。」
杜预尚且路坎坷，常人岂能有坦途。
己要先为人着想，人才能为己所用。这才是与人沟通、与人相处的核心原则。捭阖之术，即是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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